北京如何加大有效投资力度

今年6月发布的《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大有效投资力度”的要求与举措。面对当前严峻的稳增长形势，如何更好地发挥投资这驾“马车”作用？本刊特邀北京均衡博弈环境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徐轶尊博士、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投资发展总部总经理任宇航博士、投资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道今就“北京如何加大有效投资力度”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主要内容由本刊“投资纵横”栏目分两期刊登。

当前的投资形势

李道今：2021年北京的GDP突破了4万亿大关，迈上了新台阶，2022年的预期增长目标是5%以上。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全市上半年GDP名义增速仅有0.64%，增长压力较大，但上半年的投资呈现了逆势增长态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减量发展节奏下，投资增长走势能否持续？形势如何？

徐轶尊：从宏观经济视角看，一是用长期手段解决短期问题，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全球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是个短期问题，但需要用长期手段解决，投资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长期手段，有利于开启下一轮增长阀门。二是投资必须在这个下行周期内承担托底作用，否则很可能陷入一个增长陷阱。

李道今：北京GDP从2007年的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万亿元，GDP增长曲线一直加速上行，但投资从“十二五”时期8%的年均增速下滑至“十三五”时期0.1%，投资增长曲线不断下行，这种特征是不是符合徐博士说的投资周期呢？

徐轶尊：北京投资周期有其特性，一是有脉冲式波动，北京是重大活动承载地，投资与重大活动密切相关，会沿着如奥运等事件线进行波动。二是有阶段性高峰，北京在2008年前后的大都市建设时期达到过一个投资高峰，在减量发展、城市功能疏解、副中心建设过程中又产生过投资高峰，现在到了高质量发展时期，相信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在科技、新能源和生态环保等领域带动下，还会迎来投资高峰。

任宇航：我在一线实操，体会到投资为经济稳定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看到当前的四个“缺”。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缺手续”，在北京减量发展阶段，取得前期规划和办理基建项目手续困难，对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房地产投资“缺信心”，地产商和老百姓目前都处于观望状态；三是产业投资缺好赛道，现有赛道竞争激烈利润低，没有新赛道很难提升投资空间；四是新基建投资缺好的商业模式，新基建刚刚起步，商业模式还很不成熟。

未来投资的总体思路

任宇航：从北京市的宏观角度讲，未来的投资应该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经济下行时要加大当期见效的投资，而上行时要谋划长远，在公共服务、科研创新等方面加大投资。二是首都投资和其他投资间的关系，首都投资要以减量发展为导向，以四个中心定位为目标，进行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投资；同时，北京的城市发展仍有薄弱环节，在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也需要加大力度投资。徐轶尊：北京进入减量发展阶段，一方面，减量对投资的整体规划、筹备过程、商业模式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需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减量前提下的发展方向一定是“高精尖”，未来应该以科技类投资为重点。北京现有两个投资目标，一是让资源更高效地发挥作用，让投资成为发展的基础；二是需要有更大的政府投资托举力，但其投资要有效率，用长期的眼光、计划和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为长期的发展服务。

最大化促进产业投资

李道今：目前各级财政吃紧，需要更突出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撬动性，尤其是撬动社会资本和产业投资。从产业领域来说，哪些是投资重点，如何更好地撬动？

徐轶尊：北京的规划已明确下一代产业投资重点是科技。在这个方向上，一是要明确产业投资中的政府和市场责任，二是要稳定产业发展环境。政府在产业投资方面要强化三个保障，一是政策环境保障，特别是畅通国际资本的进入、退出，吸引在全球产业链中有巨大分工机遇的一些高科技产业领域投资。二是基础保障，首先是硬基础保障，完善电力、计算、IDC等方面；其次是完善教育、养老、医疗等围绕科技人才的软服务保障。三是场景示范的保障，如无人驾驶、无人配送等领域，通过政府支持场景示范催化产业。

任宇航：拉动产业投资有四个“要”。一要有规划，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引导社会资源做好产业。二要分层分类，公益性项目由政府投资，经营性项目由社会投资，要进行精细化和结构化的分解。三要有资金保障，搭建成熟的资金供应链条。四要匹配供需，为新技术搭建应用场景，帮助产业实现从“0”到“1”，同时出台首台套、单一来源采购等政策，依法合规地保护新技术走向市场，实现从“1”到“N”，形成科研在京、生态在京津冀、市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金字塔”结构。

李道今：两位专家都聚焦在科技产业投资上，这个领域数据确实也很亮眼，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9.1%，增速高于全国48.9个百分点。去年北京出台了2.0版高精尖产业规划，提出构建“2441”的高精尖产业体系，相信未来科技领域投资将释放更大潜力。但占全市GDP比重超八成的服务业投资出现了分化，上半年文化娱乐业投资下降33.9%,交运仓储下降15.1%，商务服务业下降7.5%，但软件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94.3%，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分化？

任宇航：直观感受是受疫情影响，有些领域对疫情敏感，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分化。另一个原因是，科技类服务业是北京重点发展领域，也表现出一骑绝尘、遥遥领先的态势，这种分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能力的差距。

徐轶尊：一方面，交易类、商贸类服务业等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比如商务服务产业链的运转、人员来往、投资时序、业务开展等，都受疫情影响较大，这种情况相信会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改善。另一方面，部分服务业也受全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如金融业由于处在调结构、去杠杆、去债务周期，也明显收紧。从长远来看，未来北京以科技、金融两大生产性服务业投资预期可以期待。

李道今：刚才我们从产业视角做了些探讨，如果从区域视角看，“十三五”时期北京部分区域产业是对标全市的“跟随型”战略选择，所定位发展的重点产业其基础并不强，在这些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如何通过有效投资推动其产业的培育？

徐轶尊：首先在经济下滑周期，投资是收敛和集聚式的——全国向城市群收缩，城市群向核心都市集聚，核心都市向核心区收敛，比如进入衰退期的日本，70%的产业当量基本集聚到东京和大阪。北京恰好遇到城市结构调整与功能升级，实施了科技设施和院校搬迁、重大项目重新布局等，为中心城周边区域带来机会，这些区域首先要站在首都功能的角度明确分工，其次要通过争取国家、市级重大项目，带动一个产业，就像环球影城改变通州产业结构。最后，区域政府应该做好产业生态的培育，以重大项目为枢纽，构建起一片产业生态。

任宇航：没有一个区域产业优势是天生的。一是注意布局新兴产业，每过一定的周期，所有的产业基本上都要重新布局，总有机遇。二是一定要找到比较优势，发挥自身的长板，优化营商环境要更加注重细节，把比较优势做到极致。三是要主动而为，有势借势、无势造势，在宏观环境下做好微观的事情，经过几年积累，逐渐把区域贴上产业标签。

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乘数效应”

李道今：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乘数效应”。上半年，中央对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出战略部署，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上半年，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具有较大力度。但从未来看，北京基础设施体系已相对完善，近几年的新机场、冬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收尾，未来的投资方向在哪？在财政压力较大背景下又如何做好投资建设？

任宇航：基础设施的确具有“乘数效应”，它的投资建设运营就是拉动经济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相当于在城市“种下”资产，使城市升值。但是，当基础设施造价和服务效应达到临界点时，其投资边际效应就会下降，就需要换档换代，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到了换档阶段。我认为，国家强调的基础设施超前投资领域就是新基建，目前北京的新基建主要是围绕数字和智慧城市的长远布局，只是新基建的投资强度大、经验较缺乏、技术迭代较快、商业模式不清晰，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李道今：今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并强调存量资产在功能上做叠加和创新，提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污水处理厂下沉、地铁上盖物业、交通枢纽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等模式”，任总提到的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换挡”阶段中，对于盘活存量资产投资的空间能有多大？其功能如何创新？

任宇航：空间很大。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资产变成资本，可以进行混改，也可以发行REITs，还可以设计新的机制，将公益性的部分沉下去，经营性的部分浮上来，让资产变成资本流动起来。另一方面，深度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这需要有跨界思维，比如，我们发现地铁上手机视频和广告植入的巨大商机，就在地铁里铺上高速网络，再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内容，这就挖掘了一种新的地铁资产盘活模式；污水处理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都有一定的物理空间，进一步挖掘和迭代基础设施空间、资源和数据等价值，创新模式，就能更好地盘活资产。

徐轶尊：从基础设施投资看，第一，北京已到了“绣花”阶段，需要用较小的投资让城市运行得更加有效率和品质。第二，北京应对城市资产清单做一轮详细盘点，并进行以可持续财政为目标的基础设施运营方式改革。第三，加大新基建投资，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进行以市场化需求为核心的投资，一方面，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框架下，加大充电桩、充电站、换电站等投资；另一方面，在下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加大元宇宙、高速网络、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IDC等设施投资；再有，配套高速网络和终端计算的电力等设施，需要进行较大调整和升级。

李道今：北京要建设数字标杆城市，对两位专家提到的新基建需求的确十分迫切。但新基建具有大能耗的特点，比如数据中心设施就占全市用电量近10%，在目前区域能耗双控和碳双控管理框架下，如何破解新基建建设与能碳双控管理间的矛盾？

任宇航：一是靠科学管理，首先在现行技术条件下进行结构化的分解，有的通过分布式小型IDC解决，有的需要在边缘区域或在张家口等地区解决。二是要靠技术进步，围绕IDC的高能耗一定会有新的技术路线出台替代。

徐轶尊：第一，国家在推行“东数西算”，北京也可以试行“京数北算”，在张北地区和其他地理环境比较适合区域投资数据中心；第二，在IDC投资的过程中，考虑能量互用的问题，例如热能取暖等。另外，能碳双控指标不是静态的，全世界也在不断探索，就像现在欧洲电价涨得承受不了，已开始考虑调整控碳的节奏，北京应该保持能源总量的稳定，并不断优化能源结构。

托底社会领域投资

李道今：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历来重视社会领域投资，各项指标也都领先全国。上半年，北京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7%，支撑力很强。但北京毕竟拥有近2200万人口，公共服务仍有短板。在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政府托底社会领域投资的方向与举措有哪些？

徐轶尊：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投资有利于促进消费，并促进消费向内需型转化。北京公共服务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当前主要是结构不匹配和质量问题。未来的投资应注重三点，一是保障公平，2012年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推进产业事业分开、管办分离等，当前则强调注重事业效果、兜住底线，政府需继续加大投资、保障公平。二是适当鼓励社会投资，在当前财政支出压力较大的时期，考虑推行新一轮公共服务投资改革，并重塑社会投资信心。三是要解决可持续运营问题，比如在医疗行业整顿之后，其运营基本上依靠财政，应该通过加大对服务等软环境的投资使其可持续、高质量地运营。四是推进数字化升级，像美国几大保险公司推进远程医疗服务，但我们体制不同，需要制定激励相容的措施，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任宇航：北京的公共服务是全国最好的，但市民仍存的不满意处就是这个领域有效投资的切入点。第一，要加强跨界投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比如医院流程的设计由跨界的人来完成，可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升级转型、流程再造。第二，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政府负责公平，社会机构负责效率，使公共服务供给既有最低保障，也有更好选择。第三，要重点关注“一老一小”，让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年轻人心无旁骛，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挖掘“城市更新”投资潜力

李道今：北京正在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不仅发布了指导意见、规划、行动计划，还加快了立法，在实践中也摸索出很多模式和经典案例。“十四五”时期北京确定了2.45亿平方米的更新面积，我们预测能拉动约6000至9000亿元的投资。在减量发展的阶段，城市更新无疑是很重要的投资领域，未来如何更好地促进城市更新投资？

徐轶尊：如果说城市更新是手段，那么就需要地租级差的制度保障，在政策上适度放宽、在规划体量上适当容忍。如果说城市更新是目的，就需要区分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责任，财政负责小微街区、小街背巷等公共产品投资；社会投资面临如何算平账的问题，这需要有一套成型、完善的流程，包括前期的储备、立项、各个区的用地和体量规模的重新再匹配等，否则社会投资很难通过地租级差实现平衡。另外，现在城市空间人口密度很高，带来巨大的更新成本，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的更新模式，但在可持续发展及回收投资方面整体还处于摸索阶段。

任宇航：城市更新有一部分是公益性的，在账算不下来的时候，政府出于市容市貌和其他公共利益的考虑由财政投资建设；有一部分是产业行为，本质上是算账，无非是跟政府要补贴、要指标、要产业政策，还是自己能够引进更好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目前的城市更新还处在商业模式的摸索期，成功项目经验很难复制。所以城市更新需要通过树立典型的案例推进项目迭代，通过建立激励相容机制，满足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利益诉求，这样城市更新才能进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本文首发于《投资北京》杂志2022年10月与11月，分两期刊发

（作者：投资北京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高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