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堂林：北京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一是教育科技和人才优势，北京拥有一半以上的院士，清华、北大、中科院等教育科研机构都在北京。二是高端产业的基础优势，北京这几年一直在做高精尖产业，集中了世界500强的总部或区域总部，有大量独角兽企业等。三是先发优势，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城市，从前几年就开始转型，向科技要生产力、要效率，先发优势明显。

袁钟楚：北京的优势得天独厚，共有92所大学，数量居全国第一，拥有最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55万人，是上海的一倍多。北京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8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也是全国第一。另外，北京多年的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比全国高出一大块。

叶堂林：一是北京大部分科研成果“蛙跳”到长三角、粤港澳去了，可能是北京的空间有限，没办法布局占地较大的制造业。二是北京的用工成本偏高，如何吸引更具活力的年轻人和高端创新人才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袁钟楚：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推动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和颠覆性创新的人才，北京在实施减量发展的过程中，调整人口结构，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引进，但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人才，这类创新人才还是不足的。

袁钟楚：新质生产力基本上包括两个新的业态，一是未来产业，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个产业对投资、科研人员、产业生态体系等要求非常高，并且不确定性比较大，特别是未来产业，连产业模式都没有定，一般主体不怎么敢投资，所以未来产业可能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又是由工业和制造业体系承载的，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应该也不会出现大的泡沫。

叶堂林：新质生产力的投资首先要以人才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总体是有门槛的。但是下一步需要警惕高科技投资泡沫化的问题，要防止一哄而上的情况，各个区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做好顶层的设计，以避免政策扭曲激励。

袁钟楚：历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新的生产力会颠覆原有传统行业的技术垄断，但也会催生新的业态，这是社会正常的新陈代谢规律，我们要认识它、利用它、把握它。

叶堂林：技术进步确实会影响一些产业，例如在无人驾驶普及后，有的行业可能就消失了。但一个行业、一种就业机会消失以后，新的生产力自然就会创造更多形态的行业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历次工业革命的规律。所以我们对任何技术进步都要去拥抱而不能固守，但在这种变革中，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保障。

袁钟楚：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已经确定，不需要做调整。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北京的功能有两个方面需要深化，一方面，北京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排头兵，应该强化标杆做示范。另一方面，京津冀瞄准的方向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北京要跳出自己的有限空间，在京津冀范围内做好新质生产力布局，自身功能的内涵和外延上也要更加丰富。

叶堂林：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是经过科学的论证，与新质生产力也相辅相成，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北京的功能内涵和外延需要深化并且在功能空间布局上需要调整。一方面，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更多地要发展一些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技术，加强基础研究，还要加强与国际的联动，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强链接，更好地辐射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北京在产业空间布局上要更加优化，和津冀形成联动，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双重驱动。

李道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北京必将成为全国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策源地和输出地，同时也应该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性应用中心，这应该是北京毫无争议的一个功能。按照刚才两位专家讲的，北京应该站在与津冀协同的高度上，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内涵和外延再做适度延展，比如说北京可以考虑打造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中心或未来产业中心等功能。

袁钟楚：一是北京要加强对前沿性科技的攻坚克难，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为若没有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新质生产力就没有源头。二是要构建产学研用的体系，目前北京的产学研用体系不太完善，比方说小试环节、中试环节的规模还较小。三是复合型的转化人才少，北京需要更多转化人才和中介机构，完善转化生态。四是转移转化的制度体系还有卡点，需要打通，把科研人员积极性激发出来。五是北京的北部研发南部转化制造体系还不是太明显，需要采取一些含金量高的举措。六是推动企业研发创新，尤其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

叶堂林：首先，北京一定要找到科技创新体系的短板，一方面是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都缺少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城市，制造业体系有短板。包括政策、劳动力、空间等多个短板，找出短板就要着力弥补短板。其次，诸多科技力量都集中在北京，如果北京不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全国的技术短板就很难弥合。另外，北京要做足自身长板，能做到全球领先的领域一定要做起来，更好地引领全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叶堂林：北京研发主体更多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但它们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如何跟企业的技术需求衔接是需要考虑的。一方面，科研成果怎么更好地为企业去赋能，另一方面，需要科技型中介加快转化。北京尤其需要在原始创新之中发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

袁钟楚：在科技创新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北京如何培育具有世界眼光的创新型企业家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推动企业跟高校、科研院所形成创新共同体，大学和科研院所把基础研究做出来了，它要起到转化程度，一般还是需要企业再做研发的，两类主体要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创新研发也很重要。

叶堂林：还有两方面，一是很多的颠覆性创新是年轻人的异想天开，怎么让年轻人成为创新的主体很重要。二是我们还得看别人做什么，比如美国重点实验室、大型跨国企业的主要研究方向，这对北京的科技创新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叶堂林：应用场景对于一项技术的成熟起到关键的作用，关乎后续技术改进和制度完善。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通过场景测试可以将新技术更快地推向应用。但有些场景需要因地制宜地构建，像低空经济领域，北京建立的应用场景可能就受限。

袁钟楚：从应用场景构建看，北京的确还存在不足，要跟河北、天津捆绑起来共同搭建。另外，现在内需不足，与新质生产力供给侧相对应的需求还不匹配，因此应用场景应该逐步推进，注意供需匹配，不要爆发式推开，需求端消化不了。

李道今：总的来说，北京应该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地推动技术类驱动、业务类驱动、集成类驱动的各类应用场景构建，而且要考虑与津冀联动，补足应用场景的短板。除了应用场景，科技金融如何赋能科技创新也需要重点考虑。

叶堂林：科技创新是一个高风险活动，不确定性非常大，需要科技金融支撑。北京应该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包括风险投资、私募等体系，需要以更好的体制机制把它运行起来。同时，传统银行是风险厌恶型，服务体系还需要提升，以应对风险性的技术与产品开发融资。

袁钟楚：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一定要市场化。北京的科技金融生态还不完善，质量不高、规模不大，所以生态要培育起来，推动投资机构和科技创新主体形成共同体，通过市场化手段，共同推动新兴产业落地。

叶堂林：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资源，所以北京需要集聚全球高端的人才，同时需要关注腰部与基层人才，营造一种团队氛围，在政策、报酬和收益机制设计上体现团队成员的贡献，给塔尖人才配上强大的团队，让人才效用达到最大化。

袁钟楚：新质生产力大部分是硬科技，北京应该更加重视理工科人才培养，并在户籍、住房政策等方面给予一些倾斜。另外，北京不能光有领军人才，还需要“大牛”带着“小牛”，“小牛”再带着“牛仔”的人才体系，北京的人才政策需要优化和完善，托住腰部和基层人才，给科研团队更多自主权。

叶堂林：北京提出的十大高精尖产业体系，涵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如何配置好资源。北京需要强化同类产业聚集，各区域形成产业集群后，基础设施就可以互用，劳动力、资金流动就非常便捷，这样才能真正做出特色。所以北京要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规划，政策上能够更好地协调，鼓励同类产业集聚，沿着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尤其是把链主企业吸引过来，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袁钟楚：一是建议政府加强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顶层设计，把产业链打开，做好区域合理布局。二是要推动产业园区专业化运营，像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规律、运作模式都不一样，载体越专业越利于集聚。三是要加强市场化运营，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实比较成熟，它的方向基本上是专业化、高端化、集群化，而未来产业前期还需要政府多引导，包容性发展，在政府的支持指导下逐渐实现市场化运营。

叶堂林：一个新的产业的崛起，环境需要为它做出很多改变，比如无人驾驶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这里面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内容，包括法律、风险、伦理等问题都需要去解决。所以场景的应用就变得很重要，通过多场景实验，可能会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李道今：还有学者提出来建立“沙盒机制”，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对产品做测试，这个可能也需要探索。北京率先形成准入体系，它的标杆性作用会很强，但同时风险可能很大，带给区域管理的压力也很大。

袁钟楚：其实准入体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开发试验阶段，可以允许“子弹先飞一会儿”，到实际应用就必须有标准和规章制度，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构建，从前期研发到后续应用场景再到市场推广，既要稳扎稳打，规避风险，又得及时高效尽快推向市场。

袁钟楚：传统产业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是存在的，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第一，要数字化改造，像传统的制造型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把人、企业、机器、用户等关联起来，打破了传统工业企业模式，出现了黑灯工厂、无人工厂等新形态，制造业效率提升了，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第二，要推动传统产业品质化升级，比方说养老产业，通过AI系统，推出智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实现品质化升级。第三，要融合化发展，比方说原来生产传统汽油车，现在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所以新质生产力既给传统产业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李道今：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抓好与传统生产力的协同，通过科技赋能，打造新制造和新服务产业体系，实现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北京提出的“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中，包含了“北京智造”“北京服务”，这些具有传统产业升级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也将是北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堂林：一是产业本身的绿色化，尽量少排放、少干扰环境。二是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三是要推行绿色生活方式，包括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等，这些是在消费端推进绿色化的重要内容。

袁钟楚：传统产业绿色升级，还得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着力开发绿色技术，北京下大力气发展节能降碳技术，未来产业里也有未来能源。绿色化一定是方向，如果不是绿色产业肯定要被淘汰，这也倒逼相关产业绿色化转型。

叶堂林：北京的产业体系需要充分融入京津冀协同战略。京津冀提出了“五群六链”，还有五条产业廊道，这为北京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北京要围绕氢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母机、生物医药这几条产业链，携手津冀打造产业集群，让三地产业之间相互赋能、相互支持。

袁钟楚：其实三地已经开始探索，比如三地共建了京津冀技术转移中心，还包括一些区域性联盟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北京技术向津冀转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强对增量引导，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做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布局。

叶堂林：开放是发展的基础条件，北京要加大开放力度，在科技创新领域要与国际进行交流碰撞，加大高水平的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集聚全球最高端的人才和资本要素。还有就是技术的引进，但直接的技术交易有一定难度。我们可以引进国外人才来京研发，引进国外技术落地转化，着力打造国际化研发聚集区，打造类海外环境，把一些跨国公司研发总部引到北京，逐步破题。

袁钟楚：北京应注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需要加快搭建平台，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尤其是融入“一带一路”。同时，加强制度性开放，要跟国际性规则对标，积极参与一些国际化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在涉外的营商环境方面下功夫。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积极引进国际人才和技术。

叶堂林：数据自由交互会涉及安全和隐私的问题，所以数据“出海”一直是一个难题，从国际上来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北京有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可以更好地解决数据要素流动的问题。